（一）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忘记忆。儿时的家园，发蒙的老师，久长的憧期，怵然的相遇，某种铭刻在心的逝去。这些记忆如一根主轴，支撑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不仅从这里捕抓过去，缅怀往昔，而且由此获得亲历品评的印迹与尺度，理解和构划着人生。

　　我五十多年的人生旅途可以分为三个片断，三个学校的片断。我从小生活在福州郊区的一所中学。这中学建造在一座小山上。这小山名叫浮仓山，它的尺度正便于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步幅和慜顽，那上千株的大树成为男孩渴望征服的对象。从山顶上的树冠中俯望福州的北郊，遥想自己在绿野田陌的奔跑之中回望这梢头的感觉，是我最早的关于返观自照的体验。2002年，我曾独自回到这里。郊野已成闹市，鳞次错杂的楼房把小山夹在中间，一道高架公路从山腰划过。那家园的绿色气息已经不在，但那种浪漫少年的情怀与文革苦难的遭遇相交叠的桑园之感，却长存心扉。

　　这之后，最深的记忆是在闽北山区沙县的一所山乡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生活。这所小学原是一座寺庙，木板的隔墙将两旁厢房分开，此起彼落的读书声，最是乡村学堂的风味。我不仅在这里承担英、音、体、美的课程，而且要去大山深处为两所小学上英语课。那三十余里的山道，尽是陡峭的石阶，风雨中的远行布满艰辛。但当时我正年轻，常在这崎岖山道上讨自在的生活，品味孤寂长行中独处自然的欢悦。有时在山路弯弯、彼此回望中，体味道途的幽隐和人迹声息的出没，感觉自己行走在倏忽变换的视域之中。有时，转过一个山头，蔽目的青林隐退，脚下却是一望无际的浮云。我在那里曾尝试最早的水彩，只那水彩画云，却是难上又难。

　　从那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出来，最后的落脚却是如画的西子湖畔。1978年，经过数次考试，我们终于进入美院这座圣殿。使用圣殿的称谓，对于一个崎岖小道上的远行者来说，绝非夸张。当我第一次站在西湖客船的甲板上，初见荡漾的秋日碧波，蓦然想到：那曾经的经历都是伏笔，那生活的磨难都是预演，只为有朝一日得以真正亲近湖山。每当端午仲秋的节气，我们都会循着北山南山的山道，追慕先贤的足迹，用目光和心去触摸云山晴好的格局。一条长廊将教室、宿舍、食堂相串，悬着一副朴旧园林的表情。我们仿佛在某个传统书院中行走，却不断地跨越一个个时代的栅栏：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被允许画人体；在展览厅中第一次目睹图片中凡东更、鲍纳的风采；在龙居坞的祭礼堂上，第一次参加死于文革迫害的名师的生死悼别；在第一届浙江大学生文艺汇演获金奖的夜晚，手挽手在湖滨大道上排成横列，高歌前行；在美院陈列馆的木地板展厅里，举办杭城最早的舞会；在国足冲出亚洲的激情之夜，率先冲上大街，冲进医大校园，向正值考试的兄弟院校发出挑战；百十位同学挤在一起，伸长脖子，站着看电视转播的日本电影《追捕》与《望乡》。今天想来，所有正常和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都只若开天辟地的初创，撞入我们的生活。

　　这中学、小学和大学的特定环境，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篇章，并指明了我作为一个与人文教育相关者的归宿和命运。今日回想，那种特定历史年代的感受依旧沉重。旧时的气息总会转换成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稍然雕塑着同代人的独特情怀，正是这种历史的情怀，成为我们记忆的家园。所谓记忆的返乡，就是回到这种随着岁月流长而载沉载浮、愈醇愈浓的历史情怀中去。

　　（二）

　　1979年夏季，我们跟随费以复先生从浙西北的乌溪江来到上海，拜望了他的老师颜文樑老先生。在纷杂却又典型的老式楼房的底层，八十多岁的颜老先生带着孩子般的激动，亲手展示他的画作：最具印象派风韵的早期风景作品，南京路永安公司的红绿霓虹的夜景……他那急促的碎步和老者特有的执拗，构成一幅神采明亮的写照，甚至比他的绘画还要感动我们.我们第一眼就被老画家的单纯、朴直所感染。另一边，全系在职老师中年龄最大的费先生徒然变得年轻，脸上挂满孩子般的笑容。那一幕被留在记忆中，比当年所有的绘画本身更深刻。

　　1985年春，赵无极先生在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来自全国8所美术院校的师生27人参加。学习班结束时的汇报展上，学院请来了国立艺术院的创建者之一、当年的教务长林文铮先生。林先生是蔡威廉先生的丈夫，蔡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去世后，林先生始终独身一人。曾因研究宗教，被指搞迷信，入狱多年。其时林先生结束牢狱生活并未太久，老人端坐在展厅正中，几乎不敢多动。但只要赵先生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中就会闪出一道为人师者才会存有的目光。赵先生也变得年轻，握着林先生的手风趣地对大家说：“林先生过去经常‘骂我’。”林先生回答：“你现在不是‘骂’成功了吗？”老师是一份特权，一份在知识传授之中给予精神和心灵榜样的威权。这种威权还带着某种永生的契约，无论经过多少岁月，那威权仍在根处塑造着彼此的情怀，同时又牵连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谱系关联，一种跨越代沟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

　　朱金楼先生是我院艺理兼备的学者型的教授，也是我学生时期就认识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那时我方才大二，学院用当年全院经费的十分之一买了一批国外原版图书，最让初见世界艺坛面貌的学子们心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朱先生表达了对鲍纳绘画的喜爱。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朱先生就把鲍纳画册借到他的家中，让我到他那里阅读，并要我试着翻译，如果当时我的英语稍微更好一些，或者说我能更珍视这种难得机会，也许中国第一篇关于鲍纳的译文应该从这里出来。1986年，《从素描走向设计》书稿完成，朱先生主动提出为书写序，并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我们参考的书目重读一遍，然后为这本六万多字的书写了近五万字的序言。1987年，我为当时浙江油画展写了一份前言，试着用跳宕的散文笔调，抒写浙江油画的历史。这篇短文受到朱先生严厉的批评。我反反复复地感受到这次批评的意义：那种牙牙学语的遣词造句、附庸风雅的文章对写作者所构成腐害的警策。

　　这老先生与更老的先生之间的情怀，已经铸成了我们自己的关于学术家族谱系的精神印记，由此我们成了某一类人，某一类谈论自己艺术观点时如孩子般纯赤的人；某一类见到先师习惯侧身而立、却又极少恭维阿谀的人；某一类可能会在沉默和激烈中疾迅摆动、却总在眼角写出真情的人。我们被如此塑造着。世事总在迁变，不同的人又性格不同，但这种历史感却总以纯一的精神表情，引领着我们在艺术攀援的同时，领受某种家族般的神态，并在心灵深处潜化而为一种特殊的认同。这种历史感中包含了对湖山风月的独特依偎；包涵对人生四季只见闭情的、淡定而冷峻的雅质；包涵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陶然忘境；包涵舍去湖山诸般好处、唯求日暮晨曦原汁原味的存在的执拗；包涵“犹之惠风、荏苒在衣”的从容和洒脱。

　　这种历史感，淡，却宕定；柔，却弥远；幽微，却简古；如诗如缕，却生生不息。《诗品》“冲淡”一格中说：“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那曾经于修竹之下的亲历亲察，在心中呈神舆之契，发载归之愿，此即是记忆的返乡。如若我们襟抱这种历史情怀，我们就在家园中，日日在家园精神的丰实的归途上。

　　许江

　　丁亥除夕于南山三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