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7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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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6日 | 东方早报首页 | 数字报首页 | 导航 | 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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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在日本

    在日本体验多元文化:其实也能和他们交心  

    岸本文红  日本国立机构研究员

  样本三

  

  1. 在日本的最大压力和挑战?

  工作压力(现在的日本研究机构也要求出成果)。挑战是如何更多开展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2. 在日本的最大快乐?

  家庭和谐,朋友多,工作环境好。

  3. 在日本的最大希望?

  生活自由,中日关系友好,看到中国强大。

  4. 在日本的最大收获?

  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比如阅读墨子和王阳明的著作。

  5. 对想去日本的中国人的建议?

  尽可能地设立明确的目标,尽可能地多了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最重要的是能接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

  早报记者 郑洁 

  

  一袭白色软缎旗袍让岸本文红在Princess Hotel晚宴厅的灯光下愈加耀眼。她挺直腰身,紧张地目视前方,努力想在这座大厅里最尊贵的宾客到来时不失一个中国女子的古典韵致。

  天皇和皇后一步步走近,从一排等候多时的宴会出席者前走过,温文尔雅地行鞠躬礼,一直走到岸本文红跟前。“天皇伸出手来,他看到我的名字不是日本人,特意和我握手。”她回忆道,“他们非常平易近人。”

  那是2004年的一个夜晚,距离岸本文红到日本已有十年。四年后的今天,这位日本国立机构的研究员用轻柔的嗓音向早报记者讲述她在日本的平静生活。

  也能交心

  “在这里,见天皇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我的公公婆婆都见到过。”岸本文红说。她的先生是一个和她有着相似研究领域的日本人。公公是一名官位甚高的议员,婆婆在日本红十字会从事公益事业。

  那是第20届日本国际奖(Japan Prize)颁奖仪式后的晚宴,天皇和皇后、获奖人士和首相都出席了晚宴。日本国际奖每年经过严格的推荐和评选,对在所选定研究领域里有公认杰出科技成果的研究者颁奖,奖金为5000万或1亿日元。第一届日本国际奖于1985年由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天皇颁发。当时皇太子提出要求,晚宴后增设小宴席和年轻科学家交流,之后成为惯例。

  “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熟悉,但这个奖被喻为日本的诺贝尔奖。”岸本文红介绍说,“不过我并不是获奖人员。因为我的老师担任评委,所以她推荐我参加与天皇进行交流的晚宴。”

  怀着对这位老师的感激,岸本文红回忆了她1994年夏天自费赴日本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岁月。那时候,她的导师和一些日本友人帮助她克服了支付学费的问题。“日本人讲求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朋友之间也有交心的机会,这种友谊一旦深入下去,他们答应了你的事情一定会帮到底。”她说。

  融入国际化

  岸本文红的研究领域是植物生态学和二氧化碳,目前担任日本农林水产省独立行政法人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年收入大约税前700万日元。

  这种职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但她强调:“日本经过机构改革,将国立研究所改为独立行政法人化,因此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公务员,虽然待遇上并没有多大区别。”获得这样的工作也需要通过层层选拔考试,从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

  日本的这类职位对外籍人士开放,尽管岸本文红已获得日本国籍。“日本提倡国际化,正努力改善研究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研究人才。”她说。比如她和先生工作、居住的茨城县筑波市,就聚集了很多的研究所。外籍研究人员与博士后人数众多,国际化都市的色彩也很浓。

  “我上班开车不到5公里。这里乘电车到东京约1个小时,开车到成田机场约1个半小时。”便捷的交通、国际化的氛围和长期居住的习惯,让岸本夫妇有了在筑波买房定居的念头。现在,他们租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里。一层设有客厅、日式客房、厨房、浴室等。二层有三间房间和一个小储备室。在日本这样的布置格局非常普通,针对一般家庭设计。

  岸本文红的邻居和同事中有很多外国人。“以前有个邻居是英国人,她嫁给日本人,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调到巴西去了。”她说。这里与日本大多数地方不同,“日本人一般不喜欢请客和让别人到自己家里来。但我们这里不一样,大家很好客,我们昨天还驱车一个多小时去朋友家玩。”

  价值观的包容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岸本文红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她居住在一个国际化的新城里,从事着生物科技研究,被身边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专注于学术研究的人才包围。她的工作不会遇到什么敏感的政治问题。当奥运圣火从日本境内传过时,她与丈夫正在日本东北部的野外采集标本。

  即使是这样,岸本文红也承认,她不得不面对一些因中日关系造成的不快和困惑。还在中科院读硕士时,因有机会到日本的国立环境研究所做短期访问学者,她得以了解一些日本的研究和学术环境。等到毕业后考虑出国留学时,日本就成了她的首选。“当时接触的只是一部分日本人。等来到日本后,才发现一些情况和当初的看法不一样。比如在学开车的时候,一个日本教员就明确表示,他不喜欢中国人。”她说。

  不管怎样,“我是到日本后就职的,也就是说到了日本才开始社会实践,学习为人处世。我想在日本的生活是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样与异文化的接触,有助于增加自己的价值观的包容性。”岸本文红说。她也希望,这种包容心能够更多地存在于中日两国年轻人的心中,以消除她的最大困惑。

  不希望一开始的友好因某些事情而恶化,让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往坏的方面想。”岸本文红说,“真的不希望有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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