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外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07年，中国已引资6000亿美元，发展了50万家中外合资企业，涵盖了几乎所有部门。大到BP和壳牌这样的大型能源企业，小到那些制造业、技术和零售业的小企业。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外资拥有国。这对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合资企业和投资，除了提供资本之外，同时带来了技术、管理知识和进入市场的路径。正因为如此，前总理朱镕基在90年代后期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不过，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戏剧性的变化。伴随着中央政府帮助中国企业增加全球竞争力、鼓励它们在海外运作的“走出去”政策，中国从无到有，在2008年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在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2000项官方统计的投资，到2008年12月，投资额达到1500亿美元，比两年前的数字整整增加了一倍。

　　“中国制造”时代已企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中国所有”的时代。这样的转变可以在像深圳华为这样的公司身上得到印证。这家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通讯器材生产企业，现在其海外业务占公司总业务的60％。华为是英国最大的中国大陆投资者。它十多年来已与英国电信公司完成了提供10亿美元设备的合同，它还竞标与德国电信合作。这种变化将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国际基础，以及中国的全球化。

　　不过，中国海外投资不仅对试图在海外获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及其领袖形成了挑战，还对那些试图与这些投资企业合作、并吸引这些投资入他们国家的人形成了挑战。

　　过去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它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获得海外利益，其中大多数是在资源与能源部门。它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矿产中获利，但数量相当小。在90年代，政策一开始是鼓励更多的中国公司去参与国际合作，但随即发现许多公司都因为缺乏经验和接触而损失惨重，所以政策上又添加了许多限制措施。只有在加入了WTO以后才形成了一股推动中国国家和民间企业走向国际的新动力。

　　即便如此，在目前1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90％的部分是通过央属国企进行的。只有小部分来自中国的省级企业，虽然这部分增长迅速，但相比国有石油公司、银行以及其他大型央企，简直是微不足道。这种国家做主角的现象被我们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在海外许多人看来，这就是中国国际投资的方式。这种国家做主的海外投资行为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

　　中国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变得更加复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政府制定早期海外投资政策时，国家利益——保障资源安全、为新兴出口工业建立支持网络，以及获得能源途径——是放在第一位的。近年来，除上述目标领域之外，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变得更加活跃，例如金融、零售、服务业和租赁等等。它还积极进行企业并购，从而获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海外市场。例如，海尔，它为了在当地消费市场就近生产，在欧美开设了工厂，有时甚至采取直接购并竞争对手的方式。

　　对于那些试图吸引中国投资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则稍有差别。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群富有活力的新伙伴，发展迅猛，但他们对国际商务环境仍旧理解有限。像汉堡、伦敦这样已经成功吸引到中国企业投资的外国城市，部分是因为他们提供了被称为“软着陆服务”的协作和帮助，也就是向中国企业清楚地解释当地商务运作的基本规则，帮助中国企业更快适应当地的商务环境和规则。

　　中国这样的对外投资，未来几年将有迅猛发展。如何将中国企业行为融入国际经济活动将成为一个大问题。这将需要双方面的“施”与“受”，互相学习，互相协助，争取“双赢”。因此，“走出去”的中国公司，应该是西方经济体“引进来”并进行深度整合和国际化改进的对象。双方都需要制定明确的战略和具体措施，推进更高效的合作。（白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