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蒋复璁是我从未谋面的亲人。他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由于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原因，一直到1990年去世，没有踏上大陆一步，也没有再看上故乡浙江海宁硖石一眼，成为终身的遗憾。

　　然而，成为遗憾中的幸事，是1989年5月，外公和大陆的子女在异国他乡的一次团聚。那年，外公受邀赴德国受勋，遂相邀大陆的子女到欧洲比利时聚会。当时，我刚生下女儿，我母亲蒋丽似匆匆看了一眼刚诞生的外孙女，第二天便登上了飞赴布鲁塞尔的航班，赶去和四十年没有见面的外公团聚。此时亟盼亲人团聚的心情可见一斑。姜燕南

　　蒋复璁小传

　　1898年11月12日出生，浙江省海宁人，20世纪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公费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图书馆学。曾任职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被誉为“中国国宝的守护神”。

　　青年时期 

　　与徐志摩切磋共勉

　　我的外公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硖石人，其父亲蒋方夔（鹿苹）为清岁贡生，诗词俱佳，著作有《抱阔斋诗词稿》，以办学著名。故外公幼承庭训，上私塾时由其父蒋方夔执教，长兄蒋寿剑（迈伦）清宣统三年中举（是海宁最后一位举人），好诗词、书法，对小弟复璁指导尤多。因此，外公自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后随仲兄公榖（抗战之初任军委会医卫处副处长，《陷京三月记》之作者）往杭州上高等小学，是时适逢孙中山先生到访杭州，外公荣幸地作为小学生代表向孙中山先生献花并亲聆训词，从此“天下为公”的教诲便牢记在他心头，成为其一生做人做事的座右铭。之后他去青岛、又转天津上“德华中学”，后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参加“五四”运动主张抵制日货。

　　1920年，经堂叔蒋方震（百里）引荐于梁启超（任公）先生，进松坡图书馆任秘书编辑，书写德文目片两千多张，协助德文图书的编目工作。1923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兼任北京、清华两所大学的讲师。1926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开始深入研究公私簿录，有志于中国图书分类的改革。1929年，即在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次年会上发表了《中文图书分类之商榷》论文，由此走上了从事图书馆事业的道路。在北京松坡图书馆时，向梁任公请益，收获甚丰。1923年，参加图书馆协会并被选为书记。此时，他和同乡表兄徐志摩同住在北京西城石虎胡同七号馆舍，并与徐一起参加新月社，朝夕相处，切磋学问、诗词、戏曲，并为志摩编印出版其第一部的白话诗集《志摩的诗》。此时他还见证了徐志摩和张幼仪、陆小曼两段婚姻的变化。

　　1930年7月，外公经老师朱家骅及浙江省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的推荐，获浙江省政府选派考取“德国洪博基金会”奖学金，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及图书馆学院毕业。德国是联邦制，柏林的普鲁士邦立图书馆是在德皇威廉二世登位时所建，规模大藏书丰，具国家图书馆实力。在德国留学两年期间，他先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实习，任客座馆员，从实践中求知识，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这对他以后返国筹建中央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大有助益。由此并养成了他此后一生事业不浮夸、重实干的精神，凡事自必躬亲、十分务实的习惯。

　　家庭轶事

　　未阻止母亲参加共产党

　　1921年，蒋复璁迎娶同乡伊桥孙氏家宜为妻，夫妻恩爱，共育二女三男，依次为丽似、祖安、祖寿、婉似和祖怡。因仲兄公榖膝下无子女，当初兄弟约定，头两胎无论男女均过嗣给二哥，遂将长女丽似和长子祖安由仲兄公榖领养。然祖安每次到仲兄公榖处，不是小恙就是大病，只好作罢。仲兄公榖朱维瑰夫妇视嗣女丽似为己出，捧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

　　抗战爆发，外公奉政府之命赴德国，原住南京的外婆及其子女一家迁居上海，与仲兄公榖合居一处，故兄弟妯娌在抗战期间及以后长期和睦相处。外公蒋复璁安家虽然在上海，但自国外回来后即赴重庆，因公务繁忙之故，不得不重庆、上海两地奔波辗转。公榖兄是医生，抗战爆发后即参加救护队，后随国军自淞沪撤退，他因救护伤兵也身陷南京，躲进难民营，后脱离险境转赴重庆。

　　外公尽管繁忙，但仍时常关心子女的学业、生活诸事，关心子女的成长，对他们倾注无微不至的父爱。1938年2月，我母亲丽似就读启秀女中初二时，便追随老师茅丽瑛，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其实该组织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经常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便得到外公的纵容。但是长女丽似受到党的教育，日后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外公始料不到的。当时丽似在上海方震小学工作，这所学校以蒋百里的字“方震”命名，由百里先生五女蒋和出任董事长，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1948年9月，方震小学开始受到警备司令部的注意，丽似也受到传讯，她乘监视者不在之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家出走，转移脱险。其时，外公正巧在美国考察，回国后获悉 “长女丽似失踪了”，说是被警察局逼走的。于是，外公从南京星夜兼程赶到上海，第二天一早，直闯当时的市长吴国桢办公室，立马要吴交出爱女。吴国桢逐一向警察局等部门查询。当时他们既没有找到证据，人又跑掉了，自然无法交待，只得派了两个小特务向外公当面赔礼道歉了却此事。后一日，地下党派交通员到蒋寓所，索要丽似的衣服等生活物品，并告“一切平安”，家中乃放下心来。外公这才离家返回南京。

　　1946年，外公率全家从上海返回故乡浙江海宁硖石镇老宅，为抗战时期过世的其父亲蒋方夔举办九十冥诞家祭。老宅亦在其长兄蒋寿剑努力下将抗战时期遭日寇轰炸倒塌的“敦经堂”大厅书房修复，并将仲兄蒋公榖灵柩从四川重庆运回，安葬故乡海宁。1948年，通过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协助将其堂叔蒋百里灵柩从广西宜山迁回，安葬杭州。在上海为其婶母左梅庆祝六十寿辰时，特撰寿序，记述她年轻时从日本嫁来中国，一生相夫教女，贡献一切之辛劳。此行期间，外公在硖石还专程去本乡伊桥探望岳丈、清末秀才乡绅孙逊园，并祭奠抗战时过世的岳母大人吴禄女士。

　　任接收大员

　　从戴笠处收缴毛公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外公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兼任华东五省教育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奉派接收南京、上海及华东五省地区所有的日敌、汪伪政权的文教机构，大、中学校。

　　外公担任“接收大员”期间，在社会上影响颇大的一件事，就是从“军统”手中接收追回原叶恭绰、叶公超叔侄保藏，转手由粤商陈存仁捐赠国家的国宝毛公鼎。从抗战胜利以来，戴笠就染指抢先非法劫收文物国宝毛公鼎，从这件事看来他也有意涉足文化领域胡作非为。外公调查核实后打报告检举揭发，通过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告状至蒋介石，由蒋亲笔下了手谕要戴笠交出这件国宝来，才使他不得不吐出来，可谓当头棒喝，大快人心。凡知情者都为外公冒着生命危险和军统对着干而担心，更为外公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所钦佩敬仰。外公还从日本追回抗战时由大汉奸汪精卫送日本天皇裕仁寿礼的国宝“翡翠屏风”一座。毛公鼎和翡翠屏风，此两件国宝，后均运往台湾，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接收一切顺利，三个月时间即完成了，创中央各部级派出的接收机构胜利完成者的第一名，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巡视时特别接见了外公，表示十分满意，当面嘉许。

　　以中央图书馆的实体为基础，抗战胜利前后，外公先后参与扩充新建了省立云南、兰州、贵州、西安、沈阳图书馆以及重庆的罗斯福图书馆，制定了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他一生从事研究，创立了中国图书目录学新的编目及科学分类法，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1946年秋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受命教育部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内组织主持举办中华国宝精品文物展览会。其时的中央政要官员、国内外上层名人均出席开幕典礼，共同观赏并对中华文物之精美赞叹不已。后来在南京中山门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殿，也曾举办过一次文物展览，广获好评。在南京时，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也时常亲自来中央图书馆拜访外公，借阅图书。外公并受接收东北的国民政府“东北行署”主任熊式辉、负责财经的副主任张嘉璈之邀，到光复后的沈阳考察并巡视满清的皇宫（号称沈阳故宫）并计划在东北筹组一座图书馆。同年，外公获国民政府颁授胜利勋章。

　　外公任接收大员时，从政十分清廉，宁可在上海租住简陋私房，不占用原可享用的公家住房、汽车，平时一身蓝布大褂，自己及家庭生活依然十分俭朴清苦。外公还以身作则，其一身正气吓得汉奸们四处躲藏，却深知其清廉奉公，不敢行贿说情。这在当时接收大员普遍是“五子登科”（金子、银子、房子、票子、娘子）的年代成为奇迹。

　　在台湾

　　创建台北“故宫图书馆”

　　1965年夏，由蒋介石亲自核定调外公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兼任台北“故宫”管理委员会常委。外公为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台北故宫主要收藏着宋、元、明、清等历代宫廷瑰宝，共分十四大类，下设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

　　外公还以台北“故宫”收藏的历朝各种历史文献、藏书成立了一座“故宫图书馆”对外开放，向国内外的学术界提供宝贵的各种研究史料，并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整套《文渊阁四库全书》1500册，向全球发行。再以院内收藏丰富的清史史料，和国史馆合作，校注完成民国以来清史学之最大工程《清史稿校注》十五大册出版发行。台北“故宫”还和清华大学合作以新科技对文物作检查修补，又和台湾大学文学院合作成立艺术研究所，多方培植人才；和日本、美国等合作影印出版，又出售复制故宫书画文物录像精品。这些复制品（衍生产品）是各国旅游者收存及馈赠亲友之最佳礼品，从中也体现出中华文化光芒万丈，其艺术价值对人们具有无比的吸引力。此外，出版多种学术刊物，均由台北“故宫”的专家学者撰写各类文物的文章详细介绍，外公对这些文章很重视，除了审阅之外，每篇都写序文突出重点，向读者宣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外公担任台北“故宫”图书馆馆长的十八年间，在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亦是“故宫”管委会常委）的直接关心支持下，曾由公家拨巨资进行了三次改建、扩建“故宫”院厦。新建了一座行政大楼，包括大礼堂。在重视周围环境绿化、文化休闲氛围中，以中国宫殿结合庭园式的中华传统建筑风格，在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旁边山脚下面进出口处，规划设计了两座仿宋花园“至善园”和“至德园”。外公对博物馆的科学规划、建立文物严格的安全保管制度、管理文物的整理、分类登记、展览文物、收藏鉴定、修复保养、寄存保管、处理捐赠、人才培养、出版学术刊物，开展国际交往、学术研讨、业务交流十分重视，经常出国访问、考察，几乎踏遍世界各重要国家著名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从中取经借鉴，广泛接受海内外各界提出的宝贵意见，咨询各方专家，开会商议，集思广益，不断改进提高。

　　外公被后人誉之为“中国国宝的守护神”，认为他是现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奠基人，可是他一生自诩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外公一生做的最后一件有影响的事，是上世纪80年代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文渊阁版《四库全书》，为四库全书的出版做出巨大贡献。他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将台北“故宫”办成了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而享誉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