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美国次贷问题的爆发让中日两个制造“大国”和金融“弱国”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冲击。中国和日本都感到自己的发展模式若寻求欧美的“理解”或完全遵循其所指导的方向进行“变革”，将会困难重重，甚至失去自己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都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缺乏“激励”的合作模式，都意识到解决双方国内结构失衡问题意义上的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不仅会攻克各自国家自身发展的瓶颈，同时也会因为“激励相容”的效果而加快东亚地区互惠互利的“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从而产生经济上显著的双赢或多赢效应。尤其是胡锦涛主席这次访日的暖春之旅，更为这种合作意识打开了操作层面上的方便之门，它也将谱写出东亚经济合作的新篇章。

　　今天，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无论是从贸易规模、还是从直接投资规模，都比过去有飞速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分工和地理集聚效应作用明显的垂直产业链基础上的运营体系。韩国和日本利用技术和资本的比较优势，向拥有潜在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仰仗人口流动）和原材料（享受价格管制）成本优势的中国，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中间投入品，而中国则利用最终产品价廉物美和规模经济性的优势向欧美市场渗透。当然，这种贸易结构的形成还仰仗于前期大规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随之所带来和逐步完善的销售网络、企业管理机制和市场开发战略。因此，这种经济合作的健康态势主要是由高效率、高绩效的市场运行机制所维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合作政“冷”经“热”的现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合作长期以来却更多地表现在政府和学术层面上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今天的繁荣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合作上，而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定位还主要是为了防范1997年东亚危机的再现，提高各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等方面。因此，货币互换的规模、亚洲债券市场的深化程度、亚洲货币联盟的推进力度，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比如，以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东亚各国而言，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其汇率脱离美元而盯住一揽子货币（亚洲货币联盟）的思想和战略容易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中国在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变、内需有限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转变所带来的出口欧美市场的汇率风险（大多数结算货币都使用美元）无法通过现有的合作机制来加以规避，所以，合作出现了利益上的不对称（缺乏共同的激励条件），推进工作确实存在不可低估的困难。

　　可是，今天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世界通胀压力加大，疲软的欧日经济替代美国市场的态势并没有形成，中国也依然内需不足，甚至正在全力以赴治理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滞胀风险。另外，亚洲拥有全世界2/3的外汇储备，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购买美国的“安全”资产，在当今美元贬值、美元利率下滑的态势下，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危机”感。于是，反思过去金融合作的模式，通过更有效率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来改变东亚各国对外依存体系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单纯的危机防范，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比如，日本企业能否在中国上市（当然，需要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参与中国企业内部节能减排体系的优化，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日本企业也会从中国企业可持续的成长中分享到较高的经济效益。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次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已经释放出了发挥自己国家的优势来帮助对方缓解国内经济结构性的问题的信号，这对发挥稳定的金融合作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的内需能够通过金融合作加以解决，哪怕这种合作并不伴随货币资本的移动，而只是局限在技术的合作和经验的分享上，比起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资本的移动，可能会更加重要。日本也是如此，如果中国的企业能到日本上市，中国的消费者能自由地进出日本选择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商品，那么，日本经济就会被注入活力，日本企业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供给能力”，日本经济因此也会保持一个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那些制约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老龄化问题、财政收入陷入瓶颈的问题也会大大缓解。当然，持续已久的日本低息的货币政策时代就会画上休止符，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套息交易策略所造成的过剩资金也因此会大大减少，于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就会加强，这对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对成熟的OECD国家的稳定发展而言，都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一旦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成功，中国的内需市场被激活，日本经济走出萧条的低谷，那么，亚洲经济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亚洲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的空间会更广阔，亚洲各国也能通过更有成效的合作得到双赢或多赢，那时候亚洲经济的市场力量一定能彻底甩掉历史的包袱，迈入一个全面合作的、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这样的暖春时代。而且此意义上的有实质性的金融合作（比如，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外汇储备资产的运作、两地金融中心的业务合作等）将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